孔特政府采取了逐步加紧的措施。2月20日“1号病人”出现后，意大利政府设立了“红区”。“红区”内，全民隔离，军队防守，违规出行可面临约合人民币1610元的罚款至3个月监禁。到3月，“红区”的范围从意大利北方的几个城市，扩展到整个伦巴第大区。“封城”前，该地区几处火车站出现了逃离的人潮。
至3月28日，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出现两个月后，全国“与国民生活无关”的商业和生产全部关停。旅游业停摆，威尼斯与罗马的博物馆空空荡荡。演唱会和足球联赛延期，与娱乐、体育相关的国际转播订单也全部暂停。宝马在意大利全线停产，工作人员在家办公。米兰，所有走秀取消，衣香裙影不再闪现在街角。时尚巨擘乔治阿玛尼公开表示：我很担心。
即使如此，孔特政府仍然受到了反对党派的猛烈攻击。“我们每一步都做到了，可都晚了。”一位反对党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病毒永远先我们一步。”
病毒紧逼之下，这样的交锋并不少见。孔特曾公开批评伦巴第大区处置疫情不当，而大区负责人则回应：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欧洲医药科学评论》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意大利，卫生系统高度去中心化，区域决策者享有更多管理和组织的权力。中央政府制定全国医疗保障计划，但从疫苗接种到流行病防治，各地的执行并不统一。
在检测病毒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立场一致。孔特政府在全国紧急征召24个病毒实验室，负责病毒核酸检测。而伦巴第大区采用了被媒体称为“激进”的检测原则，对无症状患者也进行病毒检测。但是，这也遭到了一些来自反对党派的批评，称之为“加剧恐慌”。
一些政客试图挽留经济的活力。2月27日，意大利民主党领袖尼古拉津加雷蒂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自己与朋友聚餐的照片：脸颊被酒精熏得泛红，笑容灿烂，亲密碰杯。当天，全意大利的确诊病例上升至650例。10天后，这个数字升至5883例，其中包括津加雷蒂自己。
“这杯开胃酒敬米兰!”他的配文说，“我们不要丢了习惯，意大利和米兰不可阻止。”与此同时，“不要丢了习惯”的口号在社交网络上传播。
“我们的习惯得改了，现在就要改。”总理孔特在3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三
改变习惯并不容易。人们并不总是能一下子就意识到，新闻里的病毒与自己有关。
波兰卡特维大学的一群计算机科学家试图探究世界关注新冠病毒的变化趋势，预发表于在线学术平台arXiv上。他们找到的指标是搜索引擎对于“冠状病毒”一词的搜索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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