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道富看来，面对疫情，货币政策能采用的主要是一些结构性的政策，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配合财政贴息等政策，来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短期内，需要一些救助性的政策来平衡对企业的影响，比如通过减税或补贴等。”
在财政政策中，一些经济学家寄希望于补贴和税收减免、返还政策，为企业减轻负担，但刘尚希认为这样的政策并不现实：“这完全是照搬非典时期的营业税减税政策，但现在的情况和2003年完全不同，营业税和增值税也不一样。”
2月5日傍晚，广州番禺区祈福缤纷世界的餐饮店铺大门紧闭。在防控疫情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处于寒冬中的广州很多餐饮企业正积极在寻找“自救”之路。摄影/本刊记者 程景伟
在刘尚希看来，现在的疫情只是短暂的冲击，没有必要采取普遍减税的办法去应对，但要针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去减税，增值税又无法实现，因为增值税就像一个跷跷板，一个行业减税，另一个行业可能就增税。而从所得税角度，由于一些企业处于休眠状态，没有盈利，自然也不会缴税，税收减免更是无从谈起。可以针对最终消费环节的增值税给予适当减免和适当加大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抵扣，但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作用有限。
更重要的是，这几年大规模减税降费，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各地财政吃紧，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大规模减税降费不现实。“减税是一种惯性思维，但在现有的税制条件下，诸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能否发挥作用，还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
比起减税，刘尚希认为补贴更能发挥作用。比如对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实行清单式管理，定向给予补贴，对于企业因为疫情带来的公共风险导致成本增加，也可以由财政分担一部分。此外，在保证企业资金链不断的情况下，财政政策还可以配合做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特别是在商业性融资担保和政策性融资担保方面发力。
实际上，对于防控物资保障的重点企业，财政已出台相关税费减免政策，而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企业，将亏损结转年限在现行结转5年的基础上，再延长3年。“上述一揽子政策，有助于进一步降低相关企业生产运营和融资成本，加大防疫物资和医药产品供给保障力度，帮扶相关企业渡过困难期。”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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